远行和双重历史性

去年冬天的去南方旅行的时候路过海明威在Key West的故居，Key West是美国本土的最南端，对岸就是古巴，即便是冬天，岛上仍是流动着馥郁的夏日香气。海明威的旧宅深藏在茂密的热带植物间，有深绿色屋顶和白色墙面，干净利落。浅绿色的木质百叶窗敞开着，虽隔着白纱窗帘，仍有浓稠的阳光趟进屋子，书柜里原封不动摆着当年常阅的书籍，四处都有猫懒散地踱步。在灵动的光线里，时光像是原地徘徊，日升月落，花木升息，故人也未曾远去。就在这热带岛屿的阁楼上，海明威写下了《流动的盛宴》。

今晚整理回国行李的时候，我突然诧异，为什么他在其中年冒险途中受重创后写下为时过早的回忆录去缅怀早年在巴黎的生活，又为什么坐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孜孜不倦写地去写他在密歇根的童年和少年往事，这种地域和记忆的距离到底带出了怎样的情感和知性冲动？而这种冲动显然是具有普世性而非个体的。为什么人年轻的时候总对“远行”、“流浪”，“漂泊”种种意向有源自天性的向往？这种意向究竟是为了遇见想像的未知世界，探访在别处的生活，还是为了遇见一个更可信的自我世界？我更愿意相信这种“远走”与其说是逃离或者冒险，不如说成是一种自我探访。这个“我”永远是一个建构，解构，和再建构的过程，它是一个时间的，位置的过程，但跟是一个经验的过程。这种以心灵为目的的远走，成就了对不可知的“自由”的价值肯定，和对心性的坚守，这一探访道途中最璀璨狂野的星宿是兰波的流浪生涯。某种意义上，个人的成就，遭遇和局限都取决其所处的“双重历史性”——其个体自投生至死亡的历史性和其所处时代和具体社会情境的历史性。两者交织的偶然性造成思维的时代困境，但前者较之后者往往更易为人感知，但对后者的忽略却容易造成集体的时代盲目和精神无依感。远行在这两个历史性中间提供的其实是一个协商空间，在突然被转换的社会情境里，社会历史性豁然以强烈的可感知力冲进了个人的线性历史，而所带出的冲突，将为更宏观的自我审视和时解读提供线索。所谓的漂泊感，其实为重审价值提供了源动力，它创造了一种更纯粹的选择可能和对选择结果的主动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