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行和双重历史性

去年冬天的去南方旅行的时候路过海明威在Key West的故居，Key West是美国本土的最南端，对岸就是古巴，即便是冬天，岛上仍是流动着馥郁的夏日香气。海明威的旧宅深藏在茂密的热带植物间，有深绿色屋顶和白色墙面，干净利落。浅绿色的木质百叶窗敞开着，虽隔着白纱窗帘，仍有浓稠的阳光趟进屋子，书柜里原封不动摆着当年常阅的书籍，四处都有猫懒散地踱步。在灵动的光线里，时光像是原地徘徊，日升月落，花木升息，故人也未曾远去。就在这热带岛屿的阁楼上，海明威写下了《流动的盛宴》。

今晚整理回国行李的时候，我突然诧异，为什么他在其中年冒险途中受重创后写下为时过早的回忆录去缅怀早年在巴黎的生活，又为什么坐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孜孜不倦写地去写他在密歇根的童年和少年往事，这种地域和记忆的距离到底带出了怎样的情感和知性冲动？而这种冲动显然是具有普世性而非个体的。为什么人年轻的时候总对“远行”、“流浪”，“漂泊”种种意向有源自天性的向往？这种意向究竟是为了遇见想像的未知世界，探访在别处的生活，还是为了遇见一个更可信的自我世界？我更愿意相信这种“远走”与其说是逃离或者冒险，不如说成是一种自我探访。这个“我”永远是一个建构，解构，和再建构的过程，它是一个时间的，位置的过程，但跟是一个经验的过程。这种以心灵为目的的远走，成就了对不可知的“自由”的价值肯定，和对心性的坚守，这一探访道途中最璀璨狂野的星宿是兰波的流浪生涯。某种意义上，个人的成就，遭遇和局限都取决其所处的“双重历史性”——其个体自投生至死亡的历史性和其所处时代和具体社会情境的历史性。两者交织的偶然性造成思维的时代困境，但前者较之后者往往更易为人感知，但对后者的忽略却容易造成集体的时代盲目和精神无依感。远行在这两个历史性中间提供的其实是一个协商空间，在突然被转换的社会情境里，社会历史性豁然以强烈的可感知力冲进了个人的线性历史，而所带出的冲突，将为更宏观的自我审视和时解读提供线索。所谓的漂泊感，其实为重审价值提供了源动力，它创造了一种更纯粹的选择可能和对选择结果的主动承担。

By gut instinct or research?

Is the recognition of a piece of good art by gut instinct or thorough research? Art consultants, dealers and collectors are usually willing to talk bout their distinguished taste and unique eye in art, but isn't it seems bravado? The legitimating process is never decided by the glamour of “intuition” but the hands through which it passes, the magazine pages and museum show rooms it is shown, and the status of the critics who are talking about the work. Isn't the aura of art as instinct human good paradoxical?

Living in this world, we are always overinformed and undereducated. We have this veneer of knowledge. I am quite anxious about this face of my circumstance at present, that is the reason that I sometimes force myself to keep away form the computer and get more first hand experience.

Composing a life as a woman

“我二十五岁时的人生规划是生五个孩子，然后在家相夫教子”，Mary Campbell笑着说，顺便用她那一丝不苟涂着暗红色指甲油的手整了整她的Giorgio Armani上装。我无法相信就是这样一个曾打算安心在家相夫教子的女人，三十年后竟成了美国最顶尖电影学院的院长和纽约州艺术理事会主席，统筹整个州的文化艺术机构。我坐在她面朝百老汇大街的办公室里，感觉却像是进了哪个主妇的起居室，四处布满了温馨的小记忆。初冬的阳光斜斜地照在19世纪的老式家具上，抽屉精致的铜扣已经被磨的发亮了。那古董柜子上摆着家人的的照片，她的儿子穿着军装，那是越南战争的时候。后面的墙上挂着各种各样的百老汇演出海报，都是学院的毕业生出演或编导过的。临窗的工作台前面摆了一件89年百老汇演出时的剧装，镶着精致的羽毛，傍边是金色的奥斯卡奖杯。桌子后面的窗台上放着一排她曾上过的杂志封面，赫然写着“女人！权利！风韵！”，“100名纽约最具影响力女性”，“年度最成功女性总裁”……封面里是她一贯的自信且睿智的笑容。在这些显赫的头衔背后，Campbell却总在细节里洋溢出女性入微的小关怀。比如在进门供等候的小沙发前总是放着明亮怡人的花束，水果，或者小曲奇饼干，齐齐地摆在铺了蕾丝棉布的篮子里，旁边放着淡紫色的小纸巾。

用女权去形容Mary Campbell是不妥贴的，她是刚柔并齐、闲适、练达，世故又有人情的女人。她深握纽约州的政治文化权利，在奥巴马当选总统的一周后，便应邀为其智囊团做文化政策顾问，她主管的Tisch艺术学院先后出了十多个奥斯卡得主，但她同时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和五个孩子的祖母。我喜欢听她娓娓道来那些作为女人的人生途径和抉择困境，那沉稳平静，宛若炉火边聊起渔樵往事，丝毫没有烟火气。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她的自嘲也都是带着自信的，因为过了花甲，她清楚得知道什么是她能够驾驭的，什么是可以舍弃的，自然简洁不带拖沓。

Campbell和Karen都是有信念的女人，想要改变游戏规则。但因为处世的方式不同，她们最终走上了两条全然背驰的路。Karen坚持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几乎她所有的抉择都来自直觉和心性，所以她渐渐走上了激进艺术家的道路，其数次裸体和挑畔性表演最终被送入了美国最高法庭和联邦调查局。她的情感总是激烈迸发的，我数次见她因激动而潸然泪下。但Campbell深信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of power, you have to take the power,于是她走了一条政治道路。但也正因为有Campbell在高层掌权，才有了Karen这样反政府的独立知识分子在学院里的一席之地。有一次，Campbell聊起她童年的政治意识：在20世纪前半页，其父拥有一间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黑人家庭，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和威望是不多见的。但在她十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几尽家产和精力投身参议员的竞选。也许因为时代的局限，黑人的仕途终未能实现。在竞选失败后，她的家庭几乎一无所有，除了信念。就在那些年岁里，目睹她父亲走的政治道路，及其失败后白手起家力挽狂澜的点滴艰辛，她学会了各种游戏的潜规则。睿智不是与生俱来的。

康州的晚秋，与或浓或淡的悲愁

都说康州的红叶极美。十月中旬H打电话过来说她们在耶鲁有一个聚会，虽然那一阵很忙，但最后还是决定去看看。一个人坐火车去康州，沿路是漫山遍野的秋叶，这乡野的气息那么让人安宁，叫人想起桂花开时的杭州。纽约是不容易有乡愁的。唯有康州，牵系着或浓或淡的悲愁，季节里藏着安稳。

H在耶鲁的医学院呆了十五年，从学生到教授，从拥挤的学生公寓到临湖的别墅，从妙龄到极尽艰辛才成为人母。十多岁的时候，她被告知母亲患了癌症，二十多岁的时候被告知自己不能生育，三十多岁时目送唯一的弟弟辞世。但见到她的时候，她依旧露出少女般清澈无邪的笑容。生活就像日历一页页被撕开，那页页悲愁又如落叶般各自散落，归于静默萧瑟的自然。

傍晚的时候天色阴沉，H和我沿着耶鲁校园里的小路散步，教堂的钟声传来，一声声满是晚秋的萧瑟，却也是岁月的沉着。

零八年十月

在格林威治村喝一碗热汤

九月底的纽约开始转凉，有一个雨夜和大米在Bleecker街角的意大利餐馆吃饭。在敞开的落地窗边坐下，年迈的意大利女人过来给我们点上一支蜡烛，隔着九月夜晚的潮湿和寒冷。一入秋，街上就变得安静寥落，偶尔从雨中穿出一两个行人，匆匆地，踩碎一地灯影。抬头间，见十字路口破损的霓虹灯闪着“Welcome to Greenwich Village”，这，就是格林威治村，繁华尽失的前卫艺术旧地。

半个世纪前，这里曾聚居着无数爵士乐手，诗人和艺术家。他们在街角的咖啡馆里谈笑争执，结识新的艺术家，收藏者和批评家，他们并不富裕，但远比如今的艺术家过得充足。彼时艺术家每天只要在临街的餐馆打两三小时的零工就能支付在一个位于west village或是SoHo的工作室，如今租用同样一个空间要花上$3000或者更多的月租。彼时艺术家走上三五分钟就能去同行的工作室窜门，并能从批评家和同僚处得到即刻的回馈，如今SoHo的街边是各种世界顶级奢侈品牌，艺术家被迫住到布鲁克林，皇后区或者纽约的周边城市。那个时候，每一个身在格林威治的艺术家都有一种强烈的时代感，那种力量类似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光环，自觉于时代和历史的尖端。有一个傍晚，我在Artists Space 遇见已经八十多岁的Irving Sandler, 在抽象表现主义的黄金时期，他曾是艺术家俱乐部（Club）的主管和ArtForum杂志的执笔，我们谈起格林威治，他感慨到，昔日的艺术家社区已经不再了。如今，艺术家变得吝啬，也不再有归属感。在德库宁的时代，光在Club注册的就有六百多个艺术家，他们在每周末在格林威治村聚会，和诗人，作家，评论家及哲学家们一起听演讲。做一个展览不需要有策展人，不需要费神去筹款和做公共推广，不需要有严格的筛选，优秀的艺术家推荐新手一起展览，他们的画并排挂在同一面墙上，每天由两个艺术家轮流坐在门口看场，彼时的民主那么自然的，就在伦常里。

在九月的街角喝一碗热汤，凝视着雨中败落的格林威治村。感伤于一个属于艺术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这毕竟是纽约，待明晨的阳光从楼群中穿过，她又将宛若新生。然而只有在这微凉的雨夜里，在街角寥落的倒影里，我才恍惚辨认出纽约，那个E.B.White笔下让人留恋的纽约，那个已经垂垂老去，却讲着动人故事的纽约。

零八年九月

终于写完最后一篇论文。为了保持头脑清醒，已经一个月不沾酒精了。

下午在家做了一杯浓缩埃塞俄比亚咖啡+咖啡甘露龙舌兰，盖了一层鲜奶油。浓重但不粘腻，很到位。更喜欢龙舌兰，比百利清淡。

夏日的假期开始了。

在读卡夫卡的《美国》，题目是Max Brod在其死后挑的，其实更喜欢卡夫卡自己在写作过程中用的题目《The Man Who Disappeared》，意味深长。此“消失”即是个人作为思考主体的消失，也是文化身份在他者语境中的消失，小说是一次关于意志悖论的旅行，在充满冒险精神的行进中使形而上的精神能量渐然隐退，在以自由为目的的求索中将自由消耗殆尽。

Like the word E. L. Doctorow puts, "exile only reiterating the original universal banishment from Heaven, a man might disappear down the stark, unmediated horrors of his own consciousness without ever leaving the house in which he was born."

99 Postcards

The ninty nine postcards we wrote in the past one year...

写在去年的九十九张明信片，从西雅图到杭州，从芝加哥到苏州，从纽约到温州...